崛起的诗群，落寂的人生，一天班没上白拿家乡8年工资还理直气壮：《婷婷99》

———诗人、诗歌评论家徐敬亚侧记提起诗人、诗歌评论家徐敬亚，如今除了极少数写诗的，绝大多数读者没谁知道。

然而，时光倒退40年，穿越到八十年代初，这个名字可是风光无限、如雷贯耳的。

1983年初，甘肃兰州的《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徐敬亚于两年前在大学时期写的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

这篇诗论一经发表便如一枚重磅炸弹在诗坛炸响，随后引发了一场针对这篇诗论乃至朦胧诗运动的争论。

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与此前《诗刊》发表的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及《光明日报》发表的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被统称为“三个崛起”。

徐敬亚1949年出生于吉林长春。

恢复高考后，他从工厂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

除了不是读同一所大学，我们的履历高度吻合。

记得是在读大学二年级时，我在一本校园文学刊物上第一次看到他写的诗歌。

当时写诗写散文在大学生中蔚然成风，我则是例外，热衷于古典文学的考据，对当代诗歌没兴趣，所以也就没再关注他。

读大学期间的徐敬亚到了1983年夏，我在长春报社副刊工作3个月了。

8月20日至24日，吉林省文联下属的文艺理论研究室与吉林省社联文学学会邀请本省高等院校、社会科研单位、文艺期刊、新闻出版部门的60多位专业与业余理论工作者，就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展开讨论。

我得知消息，曾到讨论会现场旁听过两三次。

徐敬亚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他的身材偏高偏瘦，看上去精神状态不算太差。

这次讨论会的背景是，此前全国意识形态领域确定了10个批评对象，吉林省就占了3个。

包括白桦与彭宁编剧、长影拍摄的电影《苦恋》，张笑天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还有徐敬亚的诗论《崛起的诗群》。

可以想象，作为主管宣传的部门领导压力之大。

也许是这个原因，省委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也到会讲话。

多年以后，徐敬亚在接受《新周刊》“面对面”栏目专访时，把那次讨论会定义为“批判”，并说他已经不是“同志”，这不是事实。

我清楚记得，无论是领导还是学者，发言时都称“徐敬亚同志”，而且在讨论中也有人替徐敬亚辩解，并非一面倒。

在会议休息时，不少人主动找徐敬亚谈心，帮助他提高认识。

在会上，他作了两次发言，对大家的批评与关心表示很感动，还作了自我批评，说这次讨论会开得理正气顺，并表示要写出像样子自我批评文章，以挽回不良影响。

自我批评的文章发表几十年后，他居然说别人背着他搞出来的。

我记忆最深的是吉林省群众艺术馆馆长王博的发言。

大学毕业后，徐敬亚就分配到该馆所辖的《蔘花》月刊编辑部担任编辑，那也是很多人羡慕的岗位。

徐敬亚的文章虽然是在大学期间写的，但毕竟是他到《蔘花》工作后发表的，领导多少也会担责。

在吉林省文化界，王博德高望重，也是个忠厚的长者。

不过，他那次发言还是很尖锐的，认为徐敬亚的文章的要害不仅是文艺观点上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而是有严重的政治观点上的错误，如果他不认识到这一点，其错误观点是不会彻底得到改正的。

事实后来验证了老馆长的见解，在离开长春几十年里，徐敬亚在多种场合仍然坚持《崛起的诗群》的主张，早已不提当年的承诺。

大约是在1984年初，我与徐敬亚在《蔘花》见过一次面。

时任《蔘花》主编潘芜（笔名上官缨）是我的杂文作者，那天我去《蔘花》编辑部取稿子，看到徐敬亚在里屋修一辆破自行车，穿着一件蓝色工作服，手上沾满了油污，样子很落魄。

潘老师为我们做了介绍后就把我带到外屋。

我开玩笑地对潘老师说：“你的手下上班时间干私活，你也不管一管？”潘老师叹道：“他现在不参与编辑稿件，基本没事做，由他去吧。

”潘老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为人耿介宽容，从来不会整人，在省内文艺界也有很高威望。

后来，徐敬亚却说：“灾难最打击人的，往往是细节的伤口。

你的身边天天有人点名批判你，朋友同事都不敢接近你，家门口附近有人莫名地出现……”潘芜先生已经作古多年，如果泉下有知，当起而辩驳！1985年初，36岁的徐敬亚去了深圳特区，进入《深圳青年报》副刊做编辑。

此前我的同事有两位去了深圳，就在该报工作，其中一位是徐敬亚的大学同学，可能就是这位同学引荐他获得这个职位的。

1986年随着所谓第三代诗人的崛起，徐敬亚在《当代文艺思潮》发表诗论《圭臬之死》，再次在诗坛引起一次论争，据说《当代文艺思潮》也因发表这篇诗论停刊。

同样在1986年，从10月21日至24日，经徐敬亚策划，《深圳青年报》联合在安徽出版的《诗歌报》，发起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

各种门派一夜之间冒出来，什么野牛派、病房意识、超低空飞行、撒娇派，据统计多达88个，此后被人称为“中国诗坛挂起的88片尿布”。

再之后，徐敬亚与同时代许多诗人一样远离诗歌，在主编出版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之后，消失于人们的视线。

1987年几月记不清了，吉林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处长对我说，徐敬亚要回长春了。

当时的背景是，《深圳青年报》停刊，徐敬亚没了工作。

因时任市长宣布徐敬亚（还有其他几个人）为不受深圳欢迎的人，一时间没有单位接受他。

他托人表示愿意回家乡工作，希望接纳他。

宣传部领导经研究决定收留他，并破格正式以“超编”身份调入吉林省作家协会。

我感到奇怪的是，那几年从来没有见过徐敬亚的人影。

后来在网络上看到他如是说：“自1988年调入吉林作协后，由于历史性非我个人的原因，我连一天班也没上，而我没有为之作过任何贡献的吉林作协，一直到1996年，为我开了整整8年的工资。

”我就纳闷了：一天班没上白拿家乡8年工资，居然还理直气壮！家乡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不感激也就罢了，还语带怨气与讥讽，太不厚道了吧。

这也许就是他在《崛起的诗群》反复主张的“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一次体现。

到了1991年，忘记是哪个朋友送给我一本书，书名为《情人在隔壁》，署名徐怀沙编译。

朋友告诉我，徐怀沙就是徐敬亚。

看到责任编辑是他大学同学温玉杰，加上“译者的话”注明“编译者1991年元月于深圳”，我觉得八九不离十。

后来听说他开始炒起了股票，结果亏空，被迫上班，在某公司做策划谋生。

1993年12月，我南下深圳工作。

1995年在深圳的花展上见到王小妮的妹妹王小童。

她曾到报社实习，我被指派负责带她，算是指导老师。

见到我，她居然还认得。

她证实她姐夫还在深圳。

王小妮大约在2005年，徐敬亚去了海南，担任海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2006年他发起并主持海南大学“诗歌月读”活动。

2006年11月，2006年11月，他在黄山第三代诗歌20周年纪念会上获第三代诗人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这些“光环”，也只是在小圈子里闪光，圈外人不会关心。

20235年接受《凤凰文化》采访时徐敬亚说：“这些年，诗在公众领域的身份，多数是被嘲弄对象，比如“梨花体”、“羊羔体”、“忠秧体”……偶尔引起讨论也是负面与否定。

”20239年徐敬亚在网络平台说：对于近40年的陈年往事，今天已不必细说。

那是一个初始的年代，那也是需要“英雄”的年代。

我只是恰巧站在了起跑点上。

我说过“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哪怕是一泡狗屎，也能偶然成为里程碑……”。

对于徐敬亚，我无意也无力作出评判，我只是如实写我知道的，纠正他所歪曲的。

其他的，交给读者，交给时间吧。